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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辽宁日报  2006-09-13 12:53:05
找准社会和谐发展的切入点———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探求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GDP核算体系。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关于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法新观点,还对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可持续发展的GDP核算应扣除社会成本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还存在着较严重的高消耗、低效率问题。GDP增长率很高,但财富损失也快。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探求可持续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GDP核算体系,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厉以宁提出,可持续发展的GDP核算应扣除社会成本。他建议应将“亿元GDP死亡率纳入考核指标”,这“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即社会意义上考虑可持续发展。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GDP核算,应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



  在厉以宁看来,可持续发展有双重含义:一是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的绿色GDP核算只涉及了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他表示,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为了使可持续得以实现。“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官场腐败,及时处理社会上因为矛盾加剧而产生的各种冲突。”



  厉以宁认为,应当扣除防范和处理因为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医疗安全事故、建筑安全事故、交通安全事故等造成的GDP损失。他还主张从GDP中扣除掉为了防范和处理市场不公正、官场腐败而造成的损失。他解释,这些是理论上的假设,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式仍面临实践上的困难。比如涉及人生命的结束、寿命的缩短、健康的受损、时间的延误等社会损失都难以货币化。而目前的GDP是通过货币来计量的,因此,如何合理地扣除这些社会成本是理论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本身更重要



  当谈到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时,厉以宁首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表示,之所以老话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也就没有了基础。而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是否提高,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本身更重要。厉以宁指出,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打破行业的垄断,调整资源定价机制,严格执行环境监督制度,对地方政绩的考核应采用综合指标,而不能单纯看GDP的增长率。



  厉以宁说,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是改变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的体制,二元结构体制不改变就谈不到城乡协调发展。对今天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使要素合理且自由地流动,这是提高效率的正确办法。此外,实现教育、卫生、机会以及就业等的公平,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前提。厉以宁特别首肯眼下比较盛行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和种植养殖等各种协会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特别看好并寄望农村这个潜在的大市场,断言农村市场是带动中国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眼下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时机。厉以宁提醒,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有些干部急于求成,违背农民意愿;二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最怕政府成为主导者,甚至出现用负债的方式来建设所谓的新农村,造成农民权益受损。”



  为了避免这些不利情况的出现,必须用制度来约束。厉以宁强调建设新农村需要一个科学的综合的评价体系,不是从单一指标来考核建设成绩。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厉以宁认为首先要确定地区的优势和主导产业。通过发展主导产业把潜在的优势转化出来。他尤其强调不要搞地区封锁。因为地区经济发展都是互补的,互补性的结果就是双赢。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厉以宁认为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注意到环境、资源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独有的,而是我们与子孙后代所共享和共有的。



  体制转轨阶段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在体制转轨阶段,城市除了具有一般的功能外,它将成为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协调城乡关系的中心。城市的这一特殊功能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渐得到发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和重组并成为产权清晰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后,城市的财政收入才有可能较快增长,企业才有实力来支持农村建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众多的民营企业才有机会迅速发展,才有可能更多地吸纳农民进入企业工作,才有可能在带动农民增收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



  厉以宁说,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后的结果,也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厉以宁认为,现阶段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了解农村资源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鼓励城市中的企业向农村和农业进行生产性投资,确立公司带动农村致富的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扶植和引导若干龙头企业,把农民变成种植户、养殖户或手工业品生产户,公司负责组织生产和推销。这一模式在一些地区经过试验已经被认为是有效的。在某些企业还实行了农民入股。农民既取得劳动收入,又取得红利,这一体制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农民增产增收过程中迫切需要城市在科学技术方面给予帮助。无论是单个农民的生产,还是同龙头企业挂钩的种植户、养殖户或手工业品生产户,城市给予的科学技术帮助都将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城市对农村和农业的科学技术帮助,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



  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划吸纳大量农民进城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的企业今后主要不是靠劳动力的廉价取胜,而主要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包括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进城工作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培训,即使留在农村和继续在农业中劳动的农民,同样需要培训,城市在这些方面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农村的社会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帮助。除了教育以外,发展农村卫生文化事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展农村环境保护等都需要城市给予支持和帮助。各城市可根据自身的情况帮助农村发展。这些对于协调城乡关系和提高农民收入都是有益的。



  厉以宁说,增加农民收入的衡量标准是农民的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和土地要素,投入到农业、农村时能够获得与非农集团所拥有要素等同的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



  民营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厉以宁提示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民营经济在解决就业、社区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等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厉以宁以民营企业解决社会就业为例来说明这种作用。厉以宁根据他在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几个地方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能够吸纳下岗人员和农村中所分流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他说,统计数字表明,民营经济中容纳的直接就业人员是1亿人,如果加上间接就业人员,就远不止1亿人。



  民营经济要加快发展步伐需要有顺畅的融资渠道和良好的融资环境。然而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从县以下领域退出,资金重点投向发达地区和优势行业,企业缺乏有效的信贷担保机构,使得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定点观察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的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高达71%。



  厉以宁担心,民营企业在体制内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必然选择地下金融和非正常融资,一旦这种非正常的金融链条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另外,很多体制外融资带有互助性质,相应担保机制的缺失使得“经营风险很大”。 而地下金融和非正常融资的进一步泛滥,对民营经济本身和对中国金融现状都是风险增大的表现。



  将民间资本从体外循环转入体内循环,厉以宁给出的建议是:尽快建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小型商业银行,吸收民间资本参股;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尤其注重短期债券的发行;重点推进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上市,包括到海外上市;发展有利于民营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机构,包括企业集资联合建立商业性的担保公司、政府拨款建立非盈利性的担保公司、民间组织建立互助性的担保基金、企业集资建立行业内互助性的担保基金等;引导民营资本组成金融机构或建立投资基金,使民间资本作为资本金注入民营企业;同时,使民间原来就已存在的比如标会、同乡会、互助会等互助性的融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针对城乡、区域以及不同行业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厉以宁的分析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同时存在两种差距,即本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和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我国来说,首先要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过程中国内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竞争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等等。只有正确认识和分析这种分配不均的现实,才能找准对策,缩小贫富差距。



  一个广泛共识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厉以宁认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就是主动调节分配制度,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提高中等阶层的经济利益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提高银行利率调整金融市场的分配机制;建立并完善财富统计制度,在此基础上正确进行财产征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过程中的杠杆作用等。



  厉以宁指出,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不是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劫”富“济”不了贫,“劫”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慌,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提高较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其逐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法律手段。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