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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政协>> 它山之石


源于:辽宁日报  2007-04-23 14:53:33
重视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

彭定安

  我们现在衡量经济发展,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地区的,计算成本的目光所及,计算成本的范围,都是经济的或财政的,是经济核算或财政核算。我们计算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投入、人力的投入、原材料的投入,计算它们的消耗和回报,计算利润额与利润率等等,当然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还有“有形或无形却看不见”的投入—付出没有被计入,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而不计入它们,我们的核算就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忽略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很有害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症,也会造成经济症结与社会病症,损害当前更贻害未来。我们需要纠正这种狭隘发展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单独劳动并不能产生财富,只有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 (劳动力利用和加工于劳动对象),才能产生财富。环境,可以在总体上纳入“劳动对象”之中。虽然它并不像直接进入生产的土地、资源、原材料那样被看得见地直接地利用和加工;它被作为公共资源利用,被忽视或被视为“可不计入”的资源—原材料—成本,而被置于视野之外。但事实是,这种弃置视野之外和不计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问题更在于,这种“个体”(单个企业、个别地区)的“获得”,而其严重后果却是公共的,全社会的。即公众和社会为这种“获得”—利润付出成本,也就是在“个别”所得利润和所取得的经济发展中含有自然—环境—社会所付出的成本。

  以下是一组见诸报端的数字,它们足以警醒我们认真对待这种不计环境成本的 “个体获得”而公众—环境“埋单”的恶果:云南滇池周边企业20年间创收几十亿元;但滇池被严重污染,如初步恢复滇池水质使其达到三类(可灌溉用水)标准,至少需要几百亿元。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积产值不超过500亿元,但是,治理被它们造成的污染,使水质达到三类标准,需要投入3000亿元。山西挖煤破坏环境损失3988亿元。如果江浙沪三省市联合治理太湖流域的污染,投资额至少需要2000—3000亿元,占太湖流域年GDP总额的25%,超过三省市一年财政收入之总和。

  还有更大范围的警号。这是一组报纸上的标题:《长江入选全球 “最受伤”大河榜》、《鄱阳湖水位偏低,湖区25万群众饮水难》、《我国平均每年有近20个天然湖泊消亡》、《专家警告如不遏制污染,十年后渤海将成为死海》。所有这些都表明,自然—环境为经济发展、GDP增长付出了昂贵代价,实际上就是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只不过这种成本没有被计入,却以“利润”的形式进入了经济效益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绿色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称:2004年环境退化成本中,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2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亿元。这些“损失”和“虚拟治理费用”,实际上都存在于生产与经济发展的成本之中。这就造成了所谓的“环境破坏的负拉动力”。有关研究指出:如不有效治理,环保风暴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由高增长向低增长演变的拐点。

  如果说,环境成本问题因为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疾病流传等,还多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社会成本问题,却是基本处于“无人过问”状态。

  所谓社会成本,是指那种为生产和经济发展所必须,可是市场价格机制又不曾或不能计算进去而转嫁给全社会的支出。从社会学视角来说,则是“社会”作为“生产主体”和“生产条件”,为生产、为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生产—经济发展维持体系”的支出。首先,“表层”的是社会公共设施,包括道路、交通、生活与娱乐设施;其次,属于深层次的则是,文化教育体系,包括教育为生产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源、教育所培育的人们的素质条件、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智能的养育等等;第三,在广泛的层面上,是社会软环境与软件系统,包括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服务系统;第四,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则是整个社会环境对于生产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推动或制约作用;第五,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属于“社会稳定器—调节机—消毒剂—舒泄通道”(特别是公安与社会保卫系统)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机构与服务体系。当然,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面向全社会服务的,辐射所有人群的,但是生产系统和经济发展范畴,也都接受了这种 “利益辐射”,都受惠得益于这种辐射,这是直接的;还有对于全社会的服务,其“物质与精神收获”,也还会转嫁利益于生产和经济发展范畴。这些,也就是直接地和间接地付给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非投资的投资,非成本的成本。

  在产生利润和经济效益中,包含社会成本这一看不见的成本在内。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效益中,有一部分不是生产—经营所创造的利润—财富,而是在客观上转入的社会成本。比如,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最充分状态。因此,劳力优势即人口年轻化、抚养人口比例降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据统计,这种社会条件—人口结构,使GDP每增长4元,便有1元来自人口结构优势。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社会越发展、越现代、越进步,生产效益越高,利润率越高,即对社会的投资越高,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效益也越高。

  以上所述,目的只在说明,生产与经济发展,应该把“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计入,要树立这种经济观和经济发展观,树立这种大发展理念。并在这种发展理念指导下,保护环境、养育环境,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增长经济;若有损伤,即不惜投资排污染、治环境。同时,不惜社会投资,回报社会,保护与促进社会进步,为全社会服务。这种现代发展理念,虽“失利”于一时、于眼前,却得大利于整体、于未来,得大利于国家民族。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为了追逐利润而去赚钱,发展生产,同时也就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机巧”。但这种“机巧”也要求抑制—阻遏—调节那“私欲目的”的一面。社会所希望的,历史进程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树立把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计入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 “大发展理念”,注重环保并养育自然,注重回报社会并推进社会进步。这就是“意识到历史责任”的表现,也就是具体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表现。从个人来说,这种大发展观,也会使自己不仅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而且可以实现具有更大、更深远意义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